假如人人有个满意的妻子,世界上绝不会闹“共产”。张大哥深信此理。革命青年一结婚,便会老实起来,是个事实,张大哥于此点颇有证据。因此,在他的眼中,凡是未婚的人脸上起了几个小红点,或是已婚的眉头不大舒展,必定与婚事有关,而马上应当设法解决。不然,非出事不可!

老李这几天眉头不大舒展,一定大有文章。张大哥嘱咐他先吃一片阿司匹灵,又告诉他吃一丸清瘟解毒。无效,老李的眉头依然皱着。张大哥给他定了脉案——婚姻问题。

老李是乡下人。据张大哥看,除了北平人都是乡下佬。天津,汉口,上海,连巴黎,伦敦,都算在内,通通是乡下。张大哥知道的山是西山,对于由北山来的卖果子的都觉得有些神秘不测。最远的旅行,他出过永定门。可是他晓得九江出瓷,苏杭出绸缎,青岛是在山东,而山东人都在北平开猪肉铺。他没看见过海,也不希望看。世界的中心是北平。所以老李是乡下人,因为他不是生在北平。张大哥对乡下人特别表同情;有意离婚的多数是乡下人,乡间的媒人,正如山村里的医生,是不会十分高明的。生在乡下多少是个不幸。

他们二位都在财政所做事。老李的学问与资格,凭良心说,都比张大哥强。可是他们坐在一处,张大哥若是像个伟人,老李还够不上个小书记员。张大哥要是和各国公使坐在一块儿谈心,一定会说出极动人的言语,而老李见着个女招待便手足无措。老李是光绪末年那拨子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孩子们中的一位。说不上来为什么那样不起眼。张大哥在没剪去发辫的时候,看着几乎像张勋那么有福气;剪发以后,头上稍微抹了点生发油,至不济像个银行经理。老李,在另一方面,穿上最新式的西服会在身上打转,好像里面絮着二斤滚成蛋的碎棉花。刚刮净的脸,会仿佛顺着刀子冒槐子水,又涩又暗。他递给人家带官衔的——财政所第二科科员——名片,人家似乎得思索半天,才敢承认这是事实。他要是说他学过银行和经济学,人家便更注意他的脸,好像他脸上有什么对不起银行和经济学的地方。

其实老李并不丑;细高身量,宽眉大眼,嘴稍过大一些,一嘴整齐白健的牙。但是,他不顺眼。无论在什么环境之下,他使人觉得不舒服。他自己似乎也知道这个,所以事事特别小心,结果是更显着慌张。人家要是给他倒上茶来,他必定要立起来,双手去接,好像只为洒人家一身茶,而且烫了自己的手。赶紧掏出手绢给人家擦抹,好顺手碰人家鼻子一下。然后,他一语不发,直到憋急了,抓起帽子就走,一气不定跑到哪里去。

做起事来,他可是非常地细心。因此受累是他的事;见上司,出外差,分私钱,升官,一概没有他的份儿。公事以外,买书看书是他的娱乐。偶尔也独自去看一回电影。不过,设若前面或旁边有对摩登男女在黑影中偷偷地接个吻,他能浑身一麻,站起就走,皮鞋的铁掌专找女人的脚尖踩。

至于张大哥呢,长长的脸,并不驴脸瓜搭,笑意常把脸往扁处纵上些,而且颇有些四五十岁的人当有的肉。高鼻子,阴阳眼,大耳唇,无论在哪儿也是个富泰的人。打扮得也体面:藏青哔叽袍、花驼绒里、青素缎坎肩,襟前有个小袋,插着金夹子自来水笔,向来没沾过墨水;有时候拿出来,用白绸子手绢擦擦钢笔尖。提着潍县漆的金箍手杖,杖尖永没挨过地。抽着英国银星烟斗,一边吸一边用珐蓝的洋火盒轻轻往下按烟叶。左手的四指上戴着金戒指,上刻着篆字姓名。袍子里面不穿小褂,而是一件西装的汗衫,因为最喜欢汗衫袖口那对镶着假宝石的袖扣。张大嫂给汗衫上钉上四个口袋,于是钱包、图章盒——永远不能离身,好随时往婚书上盖章,金表,全有了安放的地方,而且不易被小绺[1]给扒了去。放假的日子,肩上有时候带着个小照相匣,可是至今还没开始照相。

没有张大哥不爱的东西,特别是灵巧的小玩艺。中原公司、商务印书馆、吴彩霞南绣店、亨得利钟表行等的大减价日期,他比谁也记得准确。可是,他不买外国货。不买外货便是尽了一切爱国的责任;谁骂卖国贼,张大哥总有参加一齐骂的资格。

他的经验是与日用百科全书有同样性质的。哪一界的事情,他都知道。哪一部的小官,他都做过。哪一党的职员,他都认识;可是永不关心党里的宗旨与主义。无论社会有什么样的变动,他老有事做;而且一进到个机关里,马上成为最得人的张大哥。新同事只须提起一个人,不论是科长,司长,还是书记员,他便闭死了左眼,用右眼笑着看烟斗的蓝烟,诚意地听着。等人家说完,他睁开左眼,低声地说:“他呀,我给他做过媒。”从此,全机关的人开始知道了来了位活神仙,月下老人的转身。从此,张大哥是一边办公,一边办婚事:多数的日子是没公事可办,而没有一天缺乏婚事的设计与经营。而且婚事越忙,就是公事也不必张大哥去办。“以婚治国。”他最忙的时候才这么说。给他来的电话比谁的也多,而工友并不讨厌他。特别是青年工友,只要伺候好了张科员大哥,准可以娶上个老婆,也许丑一点,可是两个箱子、四个匣子的陪送,早就在媒人的天平上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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