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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戈尔总是把船和人,尤其是女人等同起来。比如,方头平底船会让他联想起在剑桥大学上一年级时那些身材矮胖、眉毛漆黑,偶尔才给他收拾一下房间的清洁工。“莎莉安”则让他联想到那些境遇不济的外省女人,一把年纪,穿得邋里邋遢,却有一种沉默、怪诞、可靠的内在特质。

这是一艘用铁渣造的纵帆艇,时间可以回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布赖特灵西的怀特家族为哈维沙尔庄园当时的拥有者,那个啤酒大亨的儿子造了这条船。十年前他死了,这条船就被拍卖了,马尔科姆滥用信用卡买下了它。杜戈尔和马尔科姆当时是剑桥大学的室友,由于马尔科姆总是带他们去看这条船,他对“莎莉安”的历史、规格和特点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有时候,他怀疑自己对这条船的了解比马尔科姆还多。

马尔科姆认为“莎莉安”是他心中的理想之物,可以满足各种用途。它长约二十六英尺,有四个铺位。对于北海来说,它足够结实;它的尺寸也够小,可以一个人掌控。三年前,他用更可靠的沃尔沃遍达[1]替换了老掉牙的斯图尔特-特纳汽油发动机。杜戈尔知道,如果他们离开泊位,它就不得不用柴油发动机。他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对付扬帆起航的“莎莉安”,特别是在刮风的时候。想迅速逃走也是一件难事:上次没有马尔科姆帮助,他用了半个小时才把主桅帆竖起来。他向上帝祷告,希望在学习马尔科姆方面付出过更多的努力。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李带着一小撮人来,能离开阿尔本河口会对他们很有利,然后可以沿着海岸航行。船上各种辅助航行的设施装备一应俱全,包括海事无线电定向仪,这是特别令马尔科姆骄傲的东西。然而,杜戈尔对航行这门艺术的了解只限于隐约记得的夜空中的星座。

当杜戈尔和阿曼达把船上的橡皮艇从放在梯蹬附近的那堆木头上搬起来,抬着它向河岸走去时,这些想法在他的脑子里飞速闪过。

“莎莉安”停靠在主河口那条死胡同的中央。它躺在那里,船首对着他们,因为潮水已经开始下落了。幸好水位够高,他们还可以转动橡皮艇,把它放进水里,不用先把它从河床中贪婪的灰色泥巴里用力拖过来。事实上,杜戈尔已经任凭冰冷的水把他的靴子和裤腿浸湿了,可是理性的阿曼达依旧没有湿鞋。他吃力地爬进船舱,把船靠在岸上,并告诉阿曼达需要递给他什么东西。他们说话的声音很低,这一点很奇怪。不知怎么,黄昏的光线、空旷的土地和水流迫使他们压低了音量。

在最后一刻,阿曼达说她要回车里取其余的行李。“说实话,即使不特意跑到外面去受冻,我也已经冻得够呛了。”

杜戈尔的手松开堤岸,用一根桨撑开船。船上的行李堆得满满的,甚至没有供他落脚的地方。他被迫花了点儿时间重新摆放那些东西。就在这会儿,装在一只厚纸袋里的罐头瓶子倒了。杜戈尔没去理会。骂它们比收拾它们还费力气。他开始担心阿曼达,这种感觉甚至压倒了内心中那种不知和李在一起会发生什么所带来的忧虑。显然,她在这儿感觉不舒服。他试图不去讨厌这个事实,结果却越发迷惑了。

他开始划船,用的是一种短促的试验性划法,动作还断断续续的。划船就像骑自行车,一旦学会了,就永远不会忘,但是想要重新熟悉这个过程得需要一点时间才行。他感觉手上刺痛灼热。一方面,手被船桨擦破了;另一方面,突然刮起来的风把他的手吹得生疼。

“莎莉安”的主体在他身后隐约出现。他划着桨绕到船尾。把自己和财物转移到驾驶舱去是件既需要技巧又相当麻烦的事情,他没想到需要那么长时间。(他迟迟才想起来,在船上干什么都会花费更多的时间。)等他回到阿曼达身边时,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他多么希望天还亮时就到这儿了啊。

接下来的那两个小时他们一直来回运动。一切都是寒冷和潮湿的,受了刺激的他们不停地活动。阿曼达讥讽道:“在船上,‘严寒’和‘寒冷’是截然不同的两个词。”听她这么说,杜戈尔很难表达反对意见。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洗劫更衣室,他们在那里找到了马尔科姆留下的一堆衣服,还有各种尺寸的高筒防水靴。

阿曼达在船舱里点燃了一个小小的固体燃料炉,匆忙中她用了三个点火器。杜戈尔知道电灯会耗光电池,于是点着了万向节油灯,还把百叶窗拉下来遮住舷窗。接着,他将舱底的水抽空,这项运动使他全身发热,抽出来的水又使他感到冰冷。

接下来必须打着发动机,以防李像从黑夜里跳出来的妖怪那样抓住他们。说真的,这是不可能的,但这段时间已经没有什么可能不可能了。他用一盏喷灯去温暖气缸盖,然后点着燃料,抬起压缩开关,用曲柄猛烈地转动发动机。随着无声的祈祷,他向下推压缩机。奇迹发生了,发动机竟然咕哝着活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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