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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他们起得很早。杜戈尔偏好已经做好的早餐,特别是别人做的早餐。阿曼达则更愿意泡一个热水澡,化好妆再下去。于是,杜戈尔一个人下楼去给两个人点餐。吃完自己那份鸡蛋、培根和番茄,他又去吃阿曼达盘子里的香肠和炒蛋。

餐厅里没什么人,只有那个女服务员在无精打采地整理着食品柜里的刀叉。那个老神父正以极其缓慢的速度进餐,杜戈尔想,是不是他的新陈代谢系统只有一个汽缸在起作用。日光下,他的外套、头发、肤色等等,一切都在暗示他的肌体正处于逐步分解的过程中。“尘归尘。”杜戈尔对着最后一叉子炒蛋说,说完还朝手里紧攥着菜单出现在门口的里瓦拜德夫人礼貌地点了一下头。她拾起教堂休眠人掉在地上的餐巾,问杜戈尔的咖啡要不要续杯。

阿曼达走进来时,房间里的气氛似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那个女服务员直起腰板,里瓦拜德夫人则茫然地抚平了裙子上的一个褶子。杜戈尔可以对天发誓,那个神父这次是故意把餐巾丢在地上的,好趁机转身弯腰,好好看阿曼达一眼。

阿曼达说了一声“早上好”,这句问候并不针对任何人。(杜戈尔想,在英国旅馆里,如果只对一个人说“早上好”,好像比根本不说更不礼貌。这是一个讨厌的令人左右为难的时刻。)说完,阿曼达坐了下来。他给她倒了一杯咖啡。这张桌子位于窗边,他们盯着窗外的中央大街,用谈论天气来打发时间——雨夜里就停了,可你却无法把这样的天空和晴朗的天气联系在一起。许多心情阴郁的人出门购物,他们带着沉痛的心情急匆匆地走着,像是赶着去参加一场葬礼,再不快走就要迟到了似的。

半个小时后,杜戈尔和阿曼达来到外面的世界,这才明白为什么人行道上笼罩着如此压抑的气氛。的确,天不再下雨了,但是一股邪恶的东风无孔不入,用细砂纸般的无情和冷漠对待暴露在外的皮肤。阿曼达拒绝换掉那件优雅的薄皮衣,杜戈尔则立即降低了着装标准,从迷你库珀的后备厢里拎出一件穿了不少年头的粗呢大衣。

他们在中央大街上买了一包烟,给阿曼达的相机买了胶卷,然后脚步轻快地沿着从药店向南一直延伸到大教堂西门的部长街向前走。等他们走到那里时,一座十九世纪应某个主任神父的要求放在西窗上、看起来与整体风格很不协调的钟敲响了九点一刻。在旅馆的时候他们就商量好了,这个时间去拜访穆恩斯太太显然太早,大教堂才是他们该去的地方。杜戈尔心里抱着一个希望,但是没说出口。他希望在教堂里找到某种线索。

西门有十二英尺[1]高,由橡木制成,分为两扇,上面覆盖着铸铁的叶饰,交织着某个人姓名的首字母首尾相连地重复着。其中一扇上面凿出一个便门。打开那扇门时,杜戈尔发现,根据某个心思缜密的教士或者神父的意见,他们故意增加了门的重量,强有力的弹簧可以将门关紧,使得它像教堂的捕鼠器一样“啪”的一声正对着阿曼达的脸关上。

教堂内部给杜戈尔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寒冷阴暗;第二个印象是,一条宽得可以允许几辆车并排行驶的石路。实际上,教堂的正厅里摆满了橙红色的塑料椅,那种坐下去就会弯得令人担惊受怕的椅子。

“这是要举行大型宗教集会吧。”杜戈尔耳语道,童年时接受的训练使他很难用正常的音量在教堂说话。

阿曼达指着门旁边的一个布告栏,上面介绍了座位的安排情况。将有一大批罗辛顿人出席这次旨在声援世界反种族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组织的音乐会。演奏的所有曲目都是俄罗斯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安东·佩特洛维奇·斯普多维斯基的作品。杜戈尔注意到,这些作品中包括升F小调反协奏曲《恶心》,上个月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首演时,这部作品曾引起轰动。

一个教堂管理人出现在北边的过道上,这个胖子穿了一件偌大的黑色法衣,衣角几乎垂到地上,给人感觉是向他们漂浮过来,而不是走过来的。他的确是朝着他们这个方向来的:不可能搞错,那张肉嘟嘟的脸上有很明确的目的感。杜戈尔看见他的脖子上戴了一条链子,上面挂着一枚带有大教堂标志的奖章。那枚奖章随着他的身体轻轻摇摆,仿佛一只小小的无烟香炉。

“未经允许不许拍照。”那个教堂管理人宣告,他的声音将沼泽地带的元音和神父的辅音微妙地结合在一起,“或者你们未向教堂维护委员会交纳两英镑的费用。”他的目光意味深长地游离到那个从阿曼达的右肩膀上垂下来的照相机上。

“哦,是啊。”杜戈尔说,“拍照。我们还没拍呢,但是我想我们会拍的。你是说两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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