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崔老道捉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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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二十八年,相当于1939年,那年气候反常,黄河泛滥决口,到处都有怪事。成群的蝗虫飞进城里,远看如同一朵朵黑云,铺了天盖了地,把太阳都遮住了,见了人也不躲,直接往身上撞,天上地下到处都是,一抬脚就能踩死好几只,估计是打山东、河南那边飞过来的。黄河流域的蝗灾自古不绝,很多地方为了避免蝗灾保住庄稼,还特地盖了“蚂蚱庙”,里边供上“蚂蚱神”,历来香火不断。可那是在乡下,这种情况在城里太少见了,平时家里的孩子出去逮蚂蚱,一天下来捉上半口袋那就不少了,哪见过这种阵势?有些好事儿的,专门拿麻袋捉蝗虫,根本不用费劲,站到街上随手一兜就是半麻袋,捉完放油锅里炸了,一碗一碗地卖,也不贵,俩大子儿一碗。也真有胆大的人敢吃,别说味道还挺不错,炸得又酥又脆,公的肉嫩母的子满,嚼在嘴里满口留香。穷老百姓肚子里油水少,平常见不着什么荤腥,所以这东西大人孩子都喜欢吃,掏几个大子儿买上两碗当零嘴儿,也算是解了馋。

除了成群的蝗虫遮天蔽日,反常之事还有不少,比如黄鼠狼子搬家。有居民赶早出去,天蒙蒙亮的时候打开门一看,大马路上跑的全是黄鼠狼子,有大有小,神色慌张,净是一家子一家子的。过去那会儿城里的黄鼠狼子不少,可这东西知道躲人,偶尔才能看见一只两只,从未有过成群结队的,看见人也不知道避让,直着眼满处乱窜。你瞧它,它也瞧你,最后拿眼睛一看你,它走了,就跟没事儿人似的,等天光大亮之后就逃得没影儿了。人们议论纷纷,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怕是要出什么大事。

随后开始下暴雨,那真叫瓢泼大雨,密得看不出雨丝,直接从天上砸下来,下到地上起白烟儿。街上行人稀少,没有天大的事谁也不赶这日子口上出去,各家买卖也都关了门闭了户,窝在家里头不做生意了。有钱人家还好说,家里存了米面油盐,吃什么有什么,个把月不出门也断不了粮。看天儿吃饭的穷人可崴了,每天都得出去挣嚼谷儿喂肚子,出不了门只得瞪眼挨饿。即使顶风冒雨出去了,也没有活儿干挣不到钱。崔老道那会儿租住在南市的一条胡同里,也是个大杂院,从里到外好几十户人家。

崔老道对门这户,是以拉洋车糊口,洋车也有叫黄包车的,一个地方一个叫法,木头车身,胶皮轮带,天津人称之为“胶皮”。这个拉洋车的又膀又壮、高高大大,长得也挺黑,大伙儿给起了个外号叫铁柱子。为人老实本分,什么手艺也没有,但是人长得五大三粗,有膀子力气,只能靠卖力气吃饭,想凑钱买洋车可买不起,只得到车场子里赁一辆,按天给车份儿钱,剩下的才是自己赚的。

要说这拉洋车也能挣钱,干哪一行都有机灵的,那些会拉车的车夫,将洋车收拾得干干净净,用个小垫子铺好了,让人坐上去不硬不凉。自己穿得也利索,专门儿到车站、码头或者大饭庄子门口等客。眼神儿活泛,一般的人他不拉,喊他都不理你,假装听不见,知道你没什么钱,只拣看上去有钱的主儿;或者拉那些刚打乡下进城,不熟悉道路的老客。有钱的高兴了往往多赏几个,要的是这个排场。过去讲究的洋车都带脚铃,擦得锃光瓦亮,摇晃起来“当啷啷”脆响。这脚铃可不是拉车的用,是给坐车的预备的,一般就是一辆车一个脚铃,讲究点儿的一辆车安俩,一脚踩一个,再讲究的安仨,一脚踩一个,手里的文明棍儿杵一个,一路走一路踩脚铃,叮叮当当招摇过市。这一趟车坐下来,比拉车的都累,那也高兴,就为了显示派头儿。除了这种人,还愿意拉外乡老客,初到天津城两眼一抹黑,哪儿也不认识哪儿,要多少他就得给多少,过桥都能卖他个桥票。这一天下来连油灯都不用带,到了饭口就收车,挣上三四块现大洋,交给车场子一块,自己还能落下不少。

拉车有拉车的门道,首先说技术得好,抄起车把得是阴阳把,一手在前一手在后,这样既容易转弯,也不容易翻车。拉起车来讲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嘴勤会说话,见人下菜碟儿,把坐车的主儿说美了,明明是五毛钱的路,能要出一块五来。天天在路上跑,万一赶寸了撞上人,几句话就能把事儿平了,这都是本事。可这几样本事铁柱子身上是一门没有,就是个榆木疙瘩脑袋、闷葫芦嘴,而且他赁来的这辆车也是破破烂烂,车把断了一根还是拿条扁担续上的,成天拉着车满城傻跑就是不上座儿,交车份儿钱都费劲儿,更别说挣钱了。家里老爹老娘都上了年岁,就指着他一个人挣钱吃饭,穷得不像样。本来就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这次又赶上连雨天,出不了车就没饭吃,铁柱子的老爹得了重病卧床不起,出气多进气少,这人眼瞅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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